1
在我国军队的早期将领中，叶挺堪称接受军事教育最为全面者。
1912年，叶挺年仅17岁便踏入广东陆军小学的校门。两年后，他在1914年顺利毕业，继而被保送至湖北陆军中学深造。再过四年，即1918年，他再次毕业，此次是从保定军官学校脱颖而出。
在民国初创之际，叶挺脚踏实地地完成了三级军事教育，在那个时代，这已然是极为珍贵的人才，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抢夺的香饽饽。
叶挺在保定军校毕业后，便受到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的青睐，陆荣廷期望叶挺能重返广东，出任惠阳县长，以便成为其稳固统治两广的得力助手。
对于年仅23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份梦寐以求的绝佳机遇，简直难以抗拒，您说呢？
叶挺，广东人。
地处频繁与列强交涉的前沿，该地深受殖民压迫之苦，自晚清时期起，广东便成为革命的摇篮。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若不怀揣革命之志，实属难能可贵。
“故今日欲振衰起弊、救溺扶倾。”
编辑部门认为该文章质量上乘，遂决定全文刊发，供全国广大读者品鉴。
如此杰出的青年，又怎会甘愿沦为军阀的先锋，又怎会因贪恋县长的宝座而将自己置于险象环生的境地？
叶挺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陆荣廷所提供的县长一职，转而前往漳州，投身孙中山麾下，与邓演达、薛岳共事。
叶挺此举正确。
随后，叶挺紧随历史洪流，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
当陈炯明发动叛乱之际，营长叶挺英勇护送宋庆龄登上了永丰舰，由此建下赫赫战功。平息叛乱之后，他荣任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营长，因而成为孙中山身边的得力助手与亲信。
自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之际，国民党员叶挺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并向孙中山先生提出赴苏联深造的请求。孙中山先生予以批准，叶挺遂得以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任弼时等共为同窗之谊。
抵达莫斯科后，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学习革命理论，因此，聂荣臻成为了叶挺的入党引路人，叶挺也由此成为了我党及国民党的双重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叶挺的军人身份显得尤为关键。
作为成立已有近二十年的庞大政党，国民党内部人潮涌动，鱼龙混杂，军力雄厚，自然不乏军人。即便叶挺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军事教育，他也只是众多军人中的一员，虽才干出众，却并不显眼。
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仅成立四年，党员人数寥寥数千，懂得军事的更是屈指可数。朱老总虽实战经验丰富，且入党较早，但他并非广东籍贯，因此在广东部队中根基不深。考虑到大革命时期以广东为战略重心的背景，他的地位自然无法与叶挺相提并论。
历经严谨军事训练并拥有丰富实战经历的广东籍将领叶挺，一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便迅速成为军事领域的权威人物，挥舞长刀，屹立战场，尽显英雄本色，舍我其谁。
在这些严苛的条件之中，军事教育背景、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身为广东人的身份，三者缺一不可。
叶挺站在时代前沿。
1925年，广东区委决定组建一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力量。叶挺，这位从苏联回国的军人，凭借其深厚的根基、卓越的战斗才能以及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深刻理解，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军事领导的不二人选。而这支队伍，正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叶挺独立团。
所以说啊，在投身于任何一项事业时，选择恰当的时机尤为关键，过早或过晚均难以奏效。
叶挺好运，治军能力强。
为锻造肇庆独立团的战斗实力，叶挺将军亲临课堂，悉心教导官兵战术与动作。他更是不遗余力地组织20公里的行军训练，与士兵们同餐共宿，同练共进。由此，官兵们的素质得以迅速提升，独立团全体成员团结一心，凝聚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叶挺在独立团中积极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冒名顶替的政治活动，有效消除了旧军队中的诸多弊端，使独立团的官兵们得以坦荡为人。
闻知独立团战绩斐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特地从广州远赴肇庆进行实地考察。他目睹了该团内部官兵关系融洽、战斗力显著，心中暗自庆幸，认定叶挺这位老部下果然能力非凡。
然而，当陈可钰听闻官兵们高唱《国际歌》之际，心中不免又涌起了一丝忧虑。
“希夷啊，你们已摒弃了旧军队的陈规陋习，这的确值得赞扬，你们无疑是真正的革命军队。然而，却似乎过于激进。”
“要红才能赢。”
若谓清除旧军队的污垢与杂质，便被视为“过于激进”，那么我国军队的转型之路，便唯有走向红色，且越加鲜明为佳。
正因这支声名显赫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的风云际会中，勇立潮头，将主力部队远远抛诸其后。
1926年7月，醴陵城宣告陷落，叶挺独立团相较于张发奎的部队，率先踏入城池，领先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张发奎与叶挺相互称赞道：“你们的战斗表现堪称出色，我们亦有不俗的表现。你们是迅猛追击，我们则是稳步推进，稳扎稳打。”
叶挺笑道：“你们太稳了。”
三个月的激战过后，独立团成功夺取武昌，从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殊荣，叶挺亦被誉为“北伐铁将军”。
这份成就，无疑彰显了叶挺卓越的才华，然而究其根本，正是他两次人生抉择的道路，为他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2
1927年的南昌起义，既成就了叶挺一生的辉煌，亦标志着他命运的转折点。
南昌起义失败。
遭遇失败的结局，每个人的心头都难以平静。然而，叶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朱德、贺龙以及周恩来等革命先驱们，在认清革命之艰辛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直面现实，准备以坚定的信念和实际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朱德率领“三河坝分兵”的余部，挺进井冈山，与毛泽东携手共建革命根据地。贺龙在遭受挫折后，重返湘西，重新集结队伍，创建了红二方面军。而周恩来则前往上海，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事务。
前敌总指挥叶挺心中颇感沮丧，遂选择蛰居香港，闭门谢客。
从某种程度上说，叶挺怀揣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然而在面临全球敌对势力的革命斗争中，他似乎略显缺乏那股破釜沉舟的果敢精神。
经历南昌起义挫败后，叶挺渴望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却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一方面，他不愿投靠蒋介石以换取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与纠结。
纠结使叶挺走向绝路。
1927年12月，中央委员会作出决策，启动广州起义。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委特任命叶挺为起义的总指挥，并特地从香港将其召回。
叶挺深知革命正处于低谷，城市起义的成功可能性并不高，然而，作为党组织赋予的起义总指挥一职，他无法推辞。在这样的情势下，叶挺毅然肩负起责任，前往广州指挥起义。
12月11日凌晨3时，广州起义正式拉开序幕。待曙光初现，起义部队便高举红旗，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叶挺亦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的总司令。
众口皆碑，人们普遍认为，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广州起义已然告捷。
叶挺，一位出自军旅的将领深知，仅凭建立一纸空文政府并非难事，然而若要挫败敌人的反攻，同时保留革命武装的生机，这才算是真正的起义胜利。
叶挺秉持在其职责范围内尽力而为的原则，提出让起义部队撤离广州城，转而进军海陆丰，以开辟一片稳固的根据地。若形势实在不容乐观，他亦愿意率领部队北上，与朱德的部队实现会师。
这是中肯建议。
若叶挺的提议得以落实，广州起义的星星之火或将得以延续，叶挺本人亦有机会与朱德、毛泽东携手并肩，共创辉煌的军事业绩。届时，在未来的元帅名录中，他无疑是稳居第二，争逐第一的佼佼者。
然而，在叶挺提出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表示反对，并斥责叶挺为政治上的动摇分子，认为他上山为匪并非革命的正途。
叶挺无奈服从。
面对敌军的猛烈反攻，广州起义终究未能成功，从发起至落幕，仅维系了短短两天。赤卫队成员遭受重创，逾五千人英勇捐躯，张太雷壮烈牺牲，叶挺亦再度被迫流亡至香港。
经历广州起义的挫败，叶挺心灰意冷，自那之后，他对于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再无一丝一毫的期望。
十年军旅生涯的坚守，北伐铁军的荣光，却在广州城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叶挺，一度身为中国共产党军事的首领，如今却深陷迷茫之中，对前路茫然无知，亦不知如何重返往昔的岁月，宛如徘徊于黑白界限的孤寂幽灵。
叶挺遭受军事及政治打击。
1928年1月，叶挺莅临香港，出席了广东省委的会议。会上，广州起义的诸多问题得以梳理总结。叶挺因被指责为军事投机主义者与盲动主义者，其工农红军总司令的职位被剥夺，并被党内留察六个月。
否定政治觉悟。
随后，叶挺遵照中央的命令，前往莫斯科参加“六大”。正是在莫斯科，王明撰写了《广州暴动纪实》一文，对叶挺在军事上的消极态度和政治立场上的摇摆表示强烈指责，认为他应对广州起义的失败承担全部责任。
叶挺欲陈明原委，然王明置若罔闻。他试图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却同样无人理会。
若军事挫折曾令叶挺对武装起义的信念动摇，那么接连两次的政治重创，更是令他对革命事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叶挺，心灰意冷，一怒之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莫斯科，前往德国流亡，从而暂时与国共两党断绝了联系。
如今将叶挺脱离党组织的行为归结为“性格刚直”，实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做法。性格刚直之人固然不少，但面对批评后选择流亡并脱党者却寥寥无几。
叶挺失去信心。
在德国的土地上，那位赫赫有名的北伐铁将军、工农红军的总司令，竟然放下身段，开设了一家水果蔬菜店，摆起了炸油条和烙烧饼的小摊。前来光顾的，大多是远渡重洋，在这片异国他乡辛勤谋生的华人劳工。
工人们未曾听闻叶挺过往的荣耀，而叶挺本人亦陷入迷茫，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对他而言，无论中国的命运如何，都已不再与他息息相关。
叶挺走错了。
往昔的同侪在国内浴血奋战之际，他却置身德国，袖手旁观。因此，叶挺重返故土，只能以“统战对象”的身份与他们重逢。
3
1937年伊始，叶挺结束了长达一段时间的流亡生涯，携全家人重返上海，定居于静安寺附近的一处雅致小洋房之中。
此刻，“西安事变”尚在初露端倪，国共两党正陷入一场紧张的谈判之中，其核心议题便是如何在联合抗日的共同旗帜下，对各地红军进行改编。
长征抵达北方的红军，均由中央直接指挥，蒋介石无法插足其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编制调整与后勤补给问题上。然而，对于中央而言，南方红军已属鞭长莫及，若欲保全其存续，便不得不向蒋介石作出妥协。
所谓让步，实则是指在军事首长的选拔上，双方国共两党均需达成共识。
欲赢得蒋介石的赞同，该人须非共产党员，且与国民党渊源深厚；欲获得中央的批准，该人不得仅限于国民党成员，更需与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联系。
选定如此人选实属不易，各相关方均秉持着各自的考量标准。
1937年八月，周总理、朱德元帅、叶剑英将军赴南京，就八路军的改编事宜展开洽谈。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特地前往上海，与叶挺将军进行了会面。
十载之前，他们曾深度携手共进，彼此间无话不谈。因此，周恩来便向叶挺献上计策：
陕北红军改编既告一段落，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改编事宜亦将逐步推进。特此请你出马，领衔领导这支队伍。至于具体操作，您可向陈诚、张发奎表达您的看法，力求获得他们的支持。随后，可由陈诚出面，争取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昔日的陈诚旧识，张发奎的昔日部属，与二人堪称有话可谈。
叶挺对周恩来的提议深为触动，他坚信这不仅是周恩来对他个人的信任，更是中央对他个人的信赖。于是，叶挺立刻联络陈诚，主动请缨，愿担任八省游击队改编后的军事指挥官。
陈诚对叶挺的交往颇为满意，鉴于叶挺曾领导南方红军部队，此番出面将更为便于指挥调度，因而欣然答应将叶挺推荐给蒋介石。
消息传至蒋介石耳中，他亦表示赞同。他认为，叶挺已与共产党决裂，不再属于彼方人士，且身为资深国民党员，假以时日，叶挺或许能成为沟通桥梁，逐步同化并分化南方的红军力量。
9月28日，蒋介石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发布了《关于叶挺等人职务任命的通报》：
“经委员长批准，正式任命叶挺担任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军长一职......”
面对蒋介石突如其来的任命，中央层原本持保留意见。
叶挺同志自退出党组织已逾十年，对其这段时间内的思想演变情况尚未进行充分了解和评估。关于其是否有变节行为、是否曾投靠国民党，目前尚无确切信息。如今，蒋介石总统突然委以叶挺同志新四军军长之职，其意图究竟为何？是否存在私下协议，尚需进一步查明。
这一连串的疑问，如同涟漪般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悄然浮现。
“叶挺同志需前往延安，于充分认可中央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指导原则之后，方可前往闽越边区，领导张鼎丞同志的部队。此行将为扩大我们的部队力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半个月之后的时光里，毛泽东再次通过电报的形式，向博古与叶剑英传递了信息。
“请问叶挺是否愿意重新加入党组织，并接受党的全面领导，同时不受国民党干预？另外，叶挺是否愿意前往延安及八路军总部进行一次会面？若上述条件能够实现，那么对南方游击队的整顿便可以顺利进行。”
鉴于这一层顾虑，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诚恳地表示自己过去犯有过错误，今后将严格遵循党的指引，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誓将抗战进行到底。
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
说到底，叶挺虽被国共双方视为统战人物，但彼此间对其信任程度均有限，他因此被任命为军长。
为何周总理会支持叶挺角逐军长职位，而毛泽东却对其存有疑虑？
从阴谋论的视角来看，项英同志出身于工运，堪称国际派的中坚力量；而叶挺将军则是在大革命时期崭露头角，享有北伐名将的盛誉。倘若他们二人携手共同领导新四军，那么这方水土依旧将掌握在国际派手中，在党内亦能保持一定的发言权。
这些建议恰巧迎合了蒋介石的期望，因此，叶挺便得以成为一位先获任命、后获认可的崭新四军军长。
在我看来，上述史料与推测揭示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关键所在，亦是这位曾离党十年之久的叶挺得以重新崛起的核心因素。
可以说，在抗战烽火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脱颖而出，成为国共两党在错综复杂的博弈之后，各方均认同并共同推举的合适人选。
正因为叶挺在统战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新四军并未赋予他直属的部队，这使得副军长兼东南分局书记、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得以轻易操控叶挺。
每当中央发送电报，项英总是有意不让叶挺得知其内容，且在军分会会议中亦禁止叶挺的参与。如此一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层面，叶挺都被有意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
叶挺作风存问题。
他在部队巡访时，偏爱骑马出行，身后跟随副官、参谋等众官员，簇拥成一队，不熟悉的人或许会误以为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莅临。此外，叶挺还特意养了一位来自广东的厨师，时常烹饪丰盛的客家菜肴，用以宴请宾客。
新四军在初创阶段面临严峻的后勤挑战，然而，军长却未以身作则倡导节约，反而私自享用奢华饮食，这让众多由老红军组成的士兵们难以接受这位军长的领导。
自此，叶挺在与项英关系破裂后，再度遭遇军心不稳之困。这导致他担任的新四军军长职位徒有虚名，实权尽失，令他倍感压抑。
叶挺之所以担任共产党的干部却未能展现出共产党的作风，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未能亲历红军在初期对旧军队的改造历程，这使得叶挺秉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然而，他在精神层面上并未进行自我革新，亦未接受中央的改造。
源于脱党。
因此，叶挺脱离党组织不仅在其个人履历上留下了污点，更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大退步，以至于往昔的战友们纷纷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蜕变，而他依旧保持着1927年的风貌。
如此叶挺，不幸又遭遇了私欲极深的项英，显然难以携手共治军队，这无疑辜负了国际派众人的深切期望，实乃天意弄人。
皖南事变随后发生。
项英不幸被内奸所害，叶挺在下山进行谈判时亦被拘押，自那时起，他度过了长达五年的囚禁生涯。与此同时，新四军亦经历了重组，开启了以饶漱石、陈毅、粟裕为代表的新篇章。至此，新四军已不再是具有统战性质的部队，党内部也因此出现了掌握军事权力的良机。
从这一角度来看，皖南事变固然是悲剧，然而它亦孕育着积极的影响，叶挺将军的囚禁亦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
至于新四军军部未北移，详见《》。项英之死已述，不再赘述。
项英、周恩来、叶挺
4
自1941年至1946年，叶挺历经了长达五年的囚禁生涯。对于他而言，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悲剧。然而，若依照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五年囚禁升华了叶挺的生命。
原因有三个。
往昔的叶挺，未经红军的洗礼与改造，虽怀揣一片矢志报国的赤诚，坚守着坚定的信念，然而在为人处世与行事作风上，却始终难以摆脱资产阶级的烙印。
此类风气，唯有意志坚定、胸怀壮志之人，方能自我革新，彻底洗净污垢。否则，非此辈者，便难自洁矣。唯有残酷的外部环境，才能不断考验与磨砺他，使他最终锻炼成坚不可摧的钢铁之躯。
毛朱周为一类，叶挺为另一类。
自叶挺被囚禁以来，顾祝同、陈诚乃至蒋介石，三番五次登门劝降，其官职之高，层层递进。他们承诺，一旦叶挺愿意“反正”，即可出任战区副司令或司令之职。甚至，他们还询问叶挺是否需要女伴，只要他稍加应允，便即刻为他安排。
叶挺拒绝了这些诱惑。
若他志在身居高位，便不该当初投身革命。而他最终退出共产党，实乃因对革命未来的悲观，而非对革命理念的背叛。
身处牢狱之中，人生陷入低谷，叶挺在一片漆黑的监室里，必定对革命有了深入的思考，并对过往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
官职与囹圄、革命与烽火、入党与退党、奢华与简约，此类议题或许常盘旋于他脑海之中。
四十六年的岁月在他心中如电影般掠过，或许在某一刻，叶挺终于彻悟，他提笔于渣滓洞的囚室墙壁，挥洒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囚歌》：
那扇通往人间的门紧闭着，而那供狗类穿梭的洞穴却敞开着。一声高呼传来，呼唤着：“爬出来吧，赋予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然而内心也清楚，人的身躯岂能通过狗洞得以逃脱。
我憧憬着那一刻，地底熊熊烈焰升腾，将这活生生的棺木连同我一同焚毁，我相信在那炽烈的火焰与沸腾的鲜血之中，我将获得永恒的生命。
在我看来，《囚歌》并非叶挺义无反顾的高亢之歌，实则是他深省过往，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之作。
叶挺在牢中走完了长征。
这是第一个。
叶挺曾有过脱离党组织的过往，这一经历使得中央对其难以全然信赖，旁人也常以偏见视之。叶挺本人亦深感自己与众人有所隔阂，自觉居于人下。
新四军初创阶段的激烈交锋，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五年的囚禁岁月，叶挺始终没有向国民党低头，那岂不是证明，叶挺脱党没有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现在依然是倾向革命的？
叶挺以五年未曾屈服的囚禁时光，不仅赎回了脱离党组织的过失，更是消解了中央及同志们心中的疑窦。
这是第二个。
叶挺身为新四军军长，不幸被囚禁。新四军原系共产党部队改编而成，在这种背景下，叶挺沦为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牺牲品，亦成为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先锋。
自叶挺被拘禁以来，关于是否释放他，始终成为每次国共谈判中争执的焦点所在。
走到这一步，叶挺早已超越了血肉之躯的叶挺，他已成为一个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坚决抵制内战、不懈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象征。
这是叶挺生命升华的第三个原因。
并非所有人都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刻下自己的足迹。然而，叶挺却做到了，他遭受囚禁的经历，其重要性堪与南昌起义相提并论。
的确，若非遭受囚禁之苦，叶挺的历史地位无疑将远超今日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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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与周恩来应约赴重庆进行谈判，与蒋介石就战后国家重建事宜展开商讨。其中一项重要诉求即为要求释放叶挺将军及其他被囚禁的民主派人士。
蒋介石深切体会到全国范围内的压力，若继续将叶挺等民主人士囚禁，不仅谈判将陷入僵局，也将使他自己承受道德和舆论的双重负担。
1946年3月4日，叶挺获释。
翌日，经一番彻悟的叶挺遂致信中央，恳请得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昨夜，我重获自由之身，立下宏愿，即践行多年夙愿，投身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将全力以赴，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此，我恳请中央审查我的过往，以确认我是否具备加入党的资格，并期待您的回复。”
毛泽东接获叶挺的来函，未稍作迟疑，即刻决意吸纳叶挺入党。在回电中，他言简意赅地表达道：
“喜闻重获自由，举国同庆。你为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二十余载，历经重重考验，你的忠诚与奉献，全国人民无不熟知，无不敬佩。”
欢腾之声遍及四海、历经种种磨难、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此类词句，恰是对叶挺五年囚禁生涯的最高赞誉。
遗憾的是，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仁同乘一架飞机返回延安，然而，飞机于抵达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时遭遇浓雾，不幸撞山并燃起大火，机上人员无一幸存。
叶挺之英年早逝，恰如项羽在乌江畔的自刎，皆令后世之人遐想连连，感慨万千。
众人热议项羽横渡乌江后的情形，亦对叶挺若未早逝能否获封元帅头衔展开热烈讨论。
我觉得吧，叶挺获元帅衔不易。
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他们不仅因资历深厚而备受尊崇，更因在解放战争期间各司其职，要么坐镇一方，巩固战局；要么如贺龙、徐向前般，代表某一方面军，英勇作战；亦或是如同朱德总司令那样，统筹全局，指挥若定。最终，他们都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军委领导集体。
四十六年前，叶挺出狱之际，新四军已转由陈毅领军。他自然无法重返旧部，别处亦无他安身立命之地，因此，坐镇一方的机会几乎为零。
至于代表某一军队，南昌起义之际，贺龙出任代表；新四军则由陈毅担纲；而叶挺，则无人可为之代言。
以这样的身份接受授衔显得颇为尴尬，更何况叶挺同志有着长达18年脱党的历史。
若非空难之变，叶挺将军凭借创立军队的赫赫功绩，极有可能得以在权力核心之外，担任正部或副国级的要职，从而平稳地度过余生直至退休。
因此，务必切记，切勿因一时冲动而行事，只要我们未放弃，总有机会扭转局势。
牌桌一离，万事皆休。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提及人民军队，叶挺的名字便如同巍峨的高山，屹立不倒，难以绕行。毛泽东言，军队战史由你续写。
做人到此，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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